2015年，全球經濟復蘇艱難曲折，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全球主要央行間的政策博弈也日趨激烈。就在新一輪全球寬松潮卷土重來之時，美聯儲在本年度最后一次政策例會上按下了“加息鍵”。如果說從美聯儲2013年底正式啟動量化寬松（QE）退出機制開始，“分化”就成為全球貨幣政策格局的代名詞，那么，美聯儲兌現加息承諾的舉動則標志著全球貨幣政策徹底步入實質不同步階段。只是在英國央行受低通脹問題困擾而加息意愿驟減的當下，全球貨幣政策格局從此前的“美英緊、歐日松、新興兩難”演變成了“美國緊、歐日松、英國尷尬、新興兩難”的混亂局面。展望2016年，如若全球經濟復蘇無明顯起色，在寬松的大環境下，這種不同步仍會延續。 

美聯儲兌現承諾　英央行“猶豫不決” 

為應對金融危機，美聯儲從2008年起先后進行了三輪QE。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美聯儲適時開啟了政策“轉向燈”，先后在2013年底啟動QE退出進程，并在去年10月會議上如期結束了資產購買，長達6年的非常規貨幣政策時代宣告結束。自那時以來，美聯儲一直緊盯勞動力與通脹這兩大指標，反復斟酌著加息的時點。在多次遲疑之后，北京時間12月17日凌晨，美聯儲最終兌現承諾，實現了近10年來的首次加息，也敲響了零利率時代的喪鐘。 

眼下，市場焦點已從美聯儲“何時加息”轉到“如何加息”。從過去30年間的5輪較為完整的加息周期經驗分析，每一次加息周期的幅度均超過300個基點。根據最新的美聯儲議息點陣圖，美聯儲預期2016年年底利率為1.375%，這意味著按每次25個基點的加息步伐，美聯儲明年將加息3至4次，高于市場普遍預期的兩次。但有分析認為，基于美國經濟當前的表現，特別是通脹目標尚未達到，明年加息4次應屬小概率事件。此外，正如美聯儲主席耶倫所言，如果經濟差強人意，政策將持續相對寬松。這樣的表態在前幾輪加息周期之初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本輪加息無疑會突出“漸進性”、“溫和性”的特點。據高盛、摩根士丹利等預計，第二次加息最早得等到明年3月，此前加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較之美聯儲的果決，英國央行則顯得猶豫不決。在上周四拒絕提前加息之后，英國央行近日多次釋放鴿派信號，儼然一副要與美聯儲“就此別過”的架勢。客觀而言，英央行加息尚不成熟。11月通脹率雖實現了近4個月來的首次正增長，但距央行設定的2%的目標值仍相去甚遠。按照英國央行的預估，該國“整體通脹率在2016年上半年都將保持在1%以下”，這或是暗示明年也無意加息。盡管其一再重申，本國政策與他國無關，但面對加碼寬松的歐洲央行和已步入緊縮周期的美聯儲，英國央行處境十分尷尬。甚至有人猜測，持續的低通脹會否迫使其“歸順”寬松陣營。 

寬松浪潮席卷全球　歐央行力度待加強 

2015年，美英緊縮聯盟瓦解的另一個鮮明特征便是，在歐日央行的帶領下，寬松浪潮重新席卷全球。從年初至今，除了巴西央行因陷入滯脹而四度加息、烏克蘭央行迫于俄烏沖突升級在一季度曾連續上調年貼現率和再融資率之外，全球絕大多數央行動用了降息工具，且很多不止一次地下調利率。可以說，在眾多央行的“身體力行”下，全球寬松預期已經被點燃。對于這些經濟體而言，在大宗商品熊市加劇通縮風險、需求復蘇乏力等壓力下，投放流動性或許成為唯一選擇。只不過在如此龐大的寬松陣營中，作為“領頭羊”的歐洲央行卻被指“力度不夠”。 

10月22日，歐洲央行議息會議釋放了超出市場預期的強烈鴿派信號。正因如此，對于12月3日其決定下調存款利率至-0.3%，并將實施量化寬松措施的截止期限延長至2017年3月或更長時間的決定，市場大呼“不過癮”。這導致歐元匯率在會后一度大漲，德國國債收益率明顯上行，美元指數跌幅接近2%，黃金等大宗商品價格也出現波動。展望來年，市場倒是希望歐洲央行能以更加大膽果斷的形象示人。 

與歐洲央行相比，日本央行的寬松姿態既沒有什么懸念，也未引發非議。12月18日，日本央行在本年度最后一次政策例會上對貨幣政策進行了微調，讓市場很意外，凸顯緊迫感。在日本央行看來，微調政策的目的在于刺激經濟，盡早實現2%的通脹目標，只是一直以來對質量化寬松（QQE）的爭議不斷，能否真正實現預期效果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新興市場進退維谷　需警惕流動性風險 

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而言，“美聯儲加息”之劍終于落下。當然，市場已經無數次預演過這一刻的來臨，畢竟以前每當加息預期升溫時，新興市場便會經歷資本外流、貨幣貶值、市場振蕩、貨幣政策調控難度加大。只不過當這一刻真正到來之時，新興市場的流動性警報也再次響起。 

今年下半年以來，新興市場國家總體處于資金外流的狀態。進入12月，EPFR全球追蹤的新興市場股票基金的資金流出量跌至5周低點，預計在美聯儲加息后，流出量還將增加。 

資金外流、加之新興市場國家普遍面臨的經濟增幅下滑、國內經濟結構亟待轉型等具體問題，均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難度。如果要阻擊資本外流，加息無疑是最有效的方法，但貨幣緊縮又不適用于疲弱的經濟基本面。因此，長期以來，隨著歐美貨幣政策分歧加劇，新興市場國家往往處于被動接招的狀態，且內部差異巨大。對于中國這樣經濟基本面較好、外匯儲備充足的經濟體而言，抗外部沖擊能力較強，政策調整空間相對充裕。對于巴西、印度、印尼等 “雙赤字”國家而言，由于長期只能依靠短期資本流入來彌補貿易逆差，對外部風險的防御性較弱，政策周期各異。